梅曾亮(1786∽1856)是清代“桐城派”古文名家之一,上元(今江蘇南京)人,曾受學于姚鼐,并為后者所賞識與推揚,由此知名于文壇。梅曾亮治古文“以昌明道術(shù),辨析是非治亂為己任”,具有強烈的“救時濟世”情懷,一生著有《柏枧山房文集》《詩集》《文續(xù)集》《詩續(xù)集》《駢體文》等,另編有《古文詞略》二十四卷。
梅曾亮平生雖非研治《淮南子》者,但寫有《淮南子書后》一文,從古文家的視角出發(fā),對后者有所評點。他關(guān)于《淮南子》的學術(shù)認識,言簡不繁,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“桐城派”古文家的普遍看法。
在梅曾亮看來,《淮南子》一書最大的特點是“剽竊曼衍”,與淮南王劉安“所為文不類”。梅曾亮的這種認識具有雙重內(nèi)涵:其所說“剽竊”,乃是承襲前人所言,主要是指《淮南子》一書廣取博收、包羅萬象,思想資料的來源具有顯著的多元性,甚而有些“駁雜”;其所說“曼衍”,則是出于古文家的視角所得出的結(jié)論,注意到《淮南子》一書具有“多為之辭,博為之說”的文學特點。梅曾亮認為《淮南子》與淮南王劉安所寫《諫伐閩越書》的文風“不類”,實際上,是其沒有把握到二者寫作取向的不同!吨G伐閩越書》是劉安呈給漢武帝劉徹的奏疏,屬于公文類型,文字風格講求嚴謹重樸,而《淮南子》則是劉安試圖賴以“流譽天下”的思想論著,帶有極強的學術(shù)與文學的個性色彩,因此彰顯漢人“極麗靡之詞,閎侈巨衍”的為文風格,“賦”化傾向突出?陀^而言,梅曾亮對《淮南子》所作“剽竊曼衍”的評價,缺乏新意,并沒有超出前人看法,更遑論觸及后者思想體系的要害所在了。梅曾亮雖沒有直接指稱《淮南子》為“雜家”,但其所言“剽竊曼衍”本質(zhì)上是從傳統(tǒng)“雜家”說衍生出來的特定看法。
梅曾亮一方面對《淮南子》有所低評,另一方面也肯定了《淮南子》具有大量保存先秦古籍資料的歷史功績,認為“自《呂氏春秋》外,存古書者莫多是書”,進而還指出這“非東漢人為之決也”。梅曾亮對《淮南子》“存古書”之“多”的肯定,符合歷史實際,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對《淮南子》的認識主要局限于文學與文獻的范疇,殊乏哲學思想上的重視和探討。
可貴的是,梅曾亮由于受家學影響,其祖輩為清代著名天文學家、數(shù)學家梅文鼎,因而特別關(guān)注到《淮南子》在天文學上的成就,明確提及:“惟《天文訓》所言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,則四分歷,章帝始行之”,而且指出:“其二十四氣,亦與東漢更定者同”。梅曾亮對《淮南子》天文學思想在兩漢時期歷史影響的揭示,盡管缺少更為具體深入的論述,但卻敏銳看到了《淮南子》一書在漢代科技思想史上的特殊價值。
對《淮南子》中的“二十四節(jié)氣”,梅曾亮也提出:“豈亦有后人附益者與”,懷疑其具體內(nèi)容不完全是《淮南子》本身就有的,而是可能會有東漢時人的“附益”。雖有所質(zhì)疑,但對此,梅曾亮未能進一步展開論證闡明,仍缺少堅實的歷史依據(jù),只能是一種推測和假設(shè),因此其語氣并不十分確定。梅曾亮由此慨嘆:“孔子曰:‘信而好古!M不以非信之難,能辨其為古者難歟?”
此外,梅曾亮在《淮南子書后》里,還論及《列子》一書的特點及其與《莊子》之間的關(guān)系,認為前者是“剽《莊子》者耳”。但是,梅曾亮沒有對《淮南子》與《莊子》《列子》的關(guān)系有所置喙,特別是沒有發(fā)現(xiàn)《淮南子》同《莊子》之間極為緊密的思想淵源和文風關(guān)聯(lián)。
總的來說,梅曾亮對“絕代奇書”《淮南子》的學術(shù)認識較為有限,除對后者天文學價值的揭示外,其他方面大都是踵繼前人而立言!对u注續(xù)古文辭類纂》中曾評《淮南子書后》一文說:“考論詳明”,如就梅曾亮對《淮南子》的簡略認識而言,并非確論。梅曾亮對《淮南子》的學術(shù)認識的局限,在明清文士中并不少見,在“桐城派”古文家中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。
(高旭)